孟子

邹国人

孟子名轲，邹国（今山东邹城）人。

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：

孟轲，驺人也。**受业子思之门人。**道既通，游事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。

——孟轲是邹国人。**受业于子思的门人。**学问通达后，游说齐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到梁国，梁惠王不实行他的主张，认为他迂远而不切实际。

当时天下：

当是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子、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。

——当时秦用商鞅，富国强兵；楚、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、宣王用孙膑、田忌等人，诸侯东面朝齐。天下正致力于合纵连横，以攻伐为能事，而孟轲却讲述唐尧、虞舜、三代的德治，所以到哪里都不合。

在齐宣王处

孟子在齐国的时间最长。他与齐宣王的大量对话记载在《孟子》中。

（详见「齐宣王」条。）

齐宣王对他很客气，但不采用他的主张。孟子最后离开齐国：

孟子去齐，宿于昼。有欲为王留行者，坐而言。不应，隐几而卧。

——孟子离开齐国，住在昼地。有人想替齐王挽留他，坐着劝说。孟轲不回答，靠着几案睡了。

核心主张

孟子的核心主张，见于《孟子》全书的四个方面。

一、仁政。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「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」

二、民贵君轻。

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：

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

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为诸侯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

——民众最重要，国家次之，君主最轻。

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最激进的一句话。 它把君主的地位放在民众和社稷之下。

三、性善。

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

人性之善也，犹水之就下也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

**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**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

四、王道与霸道之辨。

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

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；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……以力服人者，非心服也，力不赡也；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。

——靠着强力假借仁义的称霸，称霸必须有强大的国家；靠着德行推行仁义的称王，称王不必有大国。用强力使人服从的，不是心服，是力量不够；用德行使人服从的，人家心里高兴而真心服从。

与诸侯的对话

孟子与梁惠王的一段对话最著名：
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「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」

孟子对曰：「王！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」

——孟子见梁惠王。王说：「老先生！不远千里而来，将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（建议）吗？」 孟子答：「王！何必说利？只要有仁义就够了。」

「何必曰利」——这句话是孟子与整个战国时代的分歧所在。当时所有的君主都在问「怎么让我国家变强」，孟子回答的是「怎么让民众活得好」。

著书

孟子晚年不再游说，退而与弟子著书。

《史记》：

孟轲所知不合，退而与万章之徒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

——《孟子》七篇（各分上下，共十四卷）成书于此时。

评价

孟子在当时的处境是失败的： 他说齐宣王，宣王不用；说梁惠王，惠王以为是迂远。

但他的影响是长远的：

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」这句话，被明清之际的黄宗羲、近代的梁启超等人反复引用。

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，是给「权力」设定边界的那个人。

附：《史记》的评语

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太史公曰：

太史公曰：余读《孟子》书，至梁惠王问「何以利吾国」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**嗟乎，利诚乱之始也！**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故曰「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」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好利之弊何以异哉！

——我读《孟子》，读到梁惠王问「怎么有利于我的国家」，没有一次不放下书叹息。说：唉，利益实在是祸乱的开端！孔子很少说利，就是常防止它的根源。所以说「依据利益行事，会招来很多怨恨」。从天子到庶人，好利的害处有什么不同呢！

司马迁的感叹，是对整个战国时代的评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