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鞅变法

变法的由来

秦孝公元年（前361年），下令国中求贤：「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」此时秦国僻在雍州，诸侯鄙之，不与之会盟；河西之地又被魏国夺去。

卫人公孙鞅（商鞅）闻令西入秦，因孝公宠臣景监求见。他先后四次进说：以帝道、王道说之，孝公不听，时时打瞌睡；以霸道说之，孝公意欲用之；最后以强国之术说之，孝公大悦，「不自知跽之前于席也，语数日不厌」。

变法之争

孝公既用卫鞅，鞅欲变法，恐天下议己。于是有了一场著名的廷辩：

卫鞅曰：「疑行无名，疑事无功。……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。」

甘龙曰：「不然。圣人不易民而教，知者不变法而治。因民而教，不劳而成功；缘法而治者，吏习而民安之。」

卫鞅曰：「龙之所言，世俗之言也。……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伯不同法而霸。智者作法，愚者制焉；贤者更礼，不肖者拘焉。」

杜挚曰：「利不百，不变法；功不十，不易器。法古无过，循礼无邪。」

卫鞅曰：「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。故汤武不循古而王，夏殷不易礼而亡。反古者不可非，而循礼者不足多。」

孝公曰：「善。」以鞅为左庶长，卒定变法之令。

变法的具体内容

一、什伍连坐

「令民为什伍，而相牧司连坐。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。」

十家为什，五家为伍，互相监督，一家有罪，九家连坐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基层社会编成互相监视的网络。

二、军功爵

「有军功者，各以率受上爵；为私斗者，各以轻重被刑大小。」

「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。」——宗室子弟没有军功，就不能列入宗族名册。这条最狠：它直接剥夺了旧贵族的世袭特权。

军功爵共二十等，由公士、上造、簪枭、不更、大夫、官大夫、公大夫、公乘、五大夫、左庶长、右庶长、左更、中更、右更、少上造、大上造、驷车庶长、大庶长、关内侯、彻侯。

三、重农抑商

「僇力本业，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。事末利及怠而贫者，举以为收孥。」

努力从事农桑、产粮产布多的，免除本人的徭役；从事工商末业以及因懒惰而贫穷的，连妻子儿女一并没收为官奴。

四、分户

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，倍其赋。」——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不分家的，加倍征收赋税。这是为了拆散大家族，增加户数，扩大赋税和兵源。

五、明尊卑爵秩等级

「明尊卑爵秩等级，各以差次名田宅，臣妾衣服以家次。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。」

田宅、奴婢、衣服，都按爵位等级来定。有军功的可以显荣，没有军功的即使有钱也不能讲排场。这一条把「财富」和「地位」彻底分开了：在秦国，钱买不到身份，只有军功能换身份。

徙木立信

新法初行，恐民不信。《史记》记：

令既具，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，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，予十金。民怪之，莫敢徙。复曰「能徙者予五十金」。有一人徙之，辄予五十金，以明不欺。卒下令。

「徙木立信」成为后世推行新政取信于民的经典典故。

太子犯法

新法行于民期年，秦国都城中说新法不便的有一千多人。正在这时，太子（即后来的秦惠文王）犯法了。

商鞅说：「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」——法律推行不下去，是因为上面的人先犯法。

但太子是君嗣，不可施刑。于是刑其傅公子虔，黥其师公孙贾——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处以刑罚，把太子的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（脸上刺字）。

第二天，秦人皆趋令。

二次变法与成效

孝公十二年（前350年），商鞅又有更彻底的举措：

• 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，秦自雍徙都之
• 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
• 集小乡邑聚为县，置令、丞，凡三十一县
• 为田开阡陌封疆，而赋税平
• 平斗桶权衡丈尺

《史记》对变法成效的记载：

行之十年，秦民大说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

居五年，秦人富彊，天子致胙于孝公，诸侯毕贺。

代价与评价

变法的代价同样巨大。二十等军功爵的背面是首级计数，秦军以「斩首」计功，「虎狼之国」之名由此而来。什伍连坐使邻里相告成为义务。商鞅本人的结局也说明，这套制度在秦国树立了一批死敌。

但制度一旦建立，就比人活得长。商鞅被杀后，秦法不改。秦惠文王杀商鞅而用其法，秦昭襄王、秦始皇延续之，最终完成统一。

秦制的核心——军功爵、什伍连坐、重农抑商、郡县——全部自商鞅变法始。